一手緊握槍桿子，一手狠抓錢袋子。革命需要槍，也需要錢！

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里，紅色金融與革命軍隊同根同生，相輔相成。不少半途出家的“紅色金融家”，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和經濟環境的雙重挑戰，依仗共產黨人的信仰、勇氣和智慧，歷經磨難，走出困境，“好鋼用到刀刃上”，不斷創造著金融奇跡，迎來“貨幣戰場”上的捷報頻傳。

這里，記下的是革命軍隊初創之后，如何依靠智慧、膽略和犧牲精神當家理財的故事……

“扁擔銀行”：毛澤民肩挑紅色金融命脈

紅軍長征行進的隊列中，中國工農紅軍中央縱隊第十五大隊的番號，始終是一個“謎”。

這支由上百人組成的特殊編隊裝備的武器，不是長槍刺刀，也不是炸彈大炮，而是160多副扁擔挑子。肩挑手扛的擔子里，載有黃金150斤、白銀840斤，以及大量的珠寶、銀元、蘇維埃國家銀行印制的紙幣，還有幾臺死沉死沉的印鈔機和鑄幣機……為了實現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守護紅色金融僅存的微弱火種，服務黨中央財政需求，保障紅軍物資供給，這個世界上最小的國家銀行，被挑在了肩上，踏上了征途。

早在1931年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就決定籌建國家銀行，并委派在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展露杰出理財能力的毛澤民擔任行長。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建立的全國性銀行，日后逐步發展成為根據地經濟的重要支柱。

銀行剛創立時，毛澤民很快發現，他這個行長并非如旁人想象那么瀟灑光鮮，缺錢，缺人，初始資金只有從閩西工農銀行轉來的20萬元，全部人馬一只手就能數過來：行長毛澤民、會計科科長曹菊如、業務科科長賴祖烈、總務科科長莫均濤、會計錢希均。他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履歷中與銀行業務最接近者也就當過雜貨店店員。盡管如此，他們面臨的任務卻相當艱巨：建立一套獨立的中央銀行體系，統一財政，調整金融，加強蘇區經濟建設，保障紅軍作戰所需。

白手起家辦銀行，不知如何著手記賬，怎么辦？有一次，前線部隊送來一批繳獲的現洋，經手人員發現，現洋的包封紙竟然是國民黨稅務機關的四聯單。毛澤民如獲至寶，趕緊召集大家對四聯單仔細分析研究，對金庫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進，使金庫資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國家金庫）、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應的記錄，保證了財務制度的嚴謹。

從四聯單得到啟發，毛澤民立即簽發通知，要求紅軍各級政治部、供給部，注意收集有關財政、銀行、企業管理知識方面的書籍、文件、賬簿、單據、報表等實物，備作參考，哪怕是片紙只字，都不要輕易丟棄。隨著各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慢慢正常運轉起來。

時有“假幣幽靈”游蕩在蘇區，攪亂了剛剛建立起來的金融體系，怎么辦？毛澤民苦苦思索，一直找不到破解之術，一個意外，卻讓他茅塞頓開。一天晚上，毛澤民伏案工作，無意間披在身上的羊毛衫燒著了，裊裊煙霧促發了他的奇思妙想——何不在制造紙幣時摻入一定比重的羊毛，這樣既可通過透視紙幣的特殊纖維，亦可通過火燎紙幣發出的羊毛焦味，來辨別鈔票的真偽。貨幣戰場上的勝利，為蘇區筑起了一道金融防線。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后，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被編為中國工農紅軍，毛澤民擔任起“扁擔銀行”的政委，在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和極端險惡的自然環境中，爬過雪山草地，翻越萬水千山，即使經歷艱苦卓絕，依然恪盡職守，沒有放棄嘗試利用貨幣的發行和回籠，幫助軍隊沿路籌款，馳援百姓活躍貿易。

要塞之地遵義是紅軍長征中進駐的最大城市。進城之后，紅軍急需補給物資，然而，1935年早春的遵義，土匪軍閥橫行，官僚奸商霸市，市面上的“硬通貨”竟然是鴉片。紅軍當然不可能把銀元換成鴉片再去購買短缺物資，而對于“扁擔銀行”里的蘇區紙幣，當地老百姓并不感冒。毛澤民看到集市上的食鹽價格高得離譜，且都掌控在不法商賈手里，老百姓吃不到鹽，很多人得了粗脖子病。好在紅軍一踏進遵義城，就雷厲風行打擊了欺霸市場的軍閥奸商，繳獲了價值幾十萬元的食鹽。毛澤民決計將這批食鹽投放市場，且以極低價格銷售，但規定必須使用蘇幣。短短的十余天，毛澤民帶領“扁擔銀行”員工設立蘇幣兌換點，老百姓可用銀元以1比1的比例兌換蘇幣，紅軍也可以拿著蘇幣在市場上購買物品。蘇區紙幣憑借良好的信用，迅速在遵義流通了起來。

創業艱難百戰多。沒過多久，“扁擔銀行”接到了隨部隊轉移的命令，為了不讓當地老百姓遭受損失，銀行又開始迅速收回發行的蘇幣。撤離遵義之前，國家銀行在遵義的鬧市區張貼布告，設立了30多個兌換處，用銀元、食鹽等物資換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蘇幣。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在遵義完成了蘇區紙幣的發行、流通至回收的全過程，創造了金融史上的一個奇跡！

這家不同尋常的“扁擔銀行”，雖然居無定所，設施簡陋，但始終堅守著紅色金融機構的信譽之本。

“扁擔銀行”輾轉南北，當中央紅軍1935年秋冬之季抵達陜北吳起鎮時，參加長征的14名蘇維埃國家銀行干部，只剩下了8個人了。“扁擔銀行”的家當經清點，尚存有黃金2擔、白銀及銀元12擔，另有珠寶若干。核對賬目之后發現，除了長征路上的正常開支，竟然沒有損失一塊銀元。

毛澤民的名字，也因此鐫刻在紅色中國的貨幣史上：一次是以總經理身份出現在“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國家銀行行長身份印制在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第一套貨幣上。

“馬背銀行”：高捷成穿山越嶺開墾戰地金融

“行無固址隨軍游，工無桌椅在炕頭。有事即辦無日夜，錢賬隨身安無憂。”

這首由當年冀南銀行普通員工撰寫的打油詩，再現了抗戰歲月里“馬背銀行”的真實工作場景。

高捷成，中國人民銀行前身之一的冀南銀行首任行長，被稱為“紅軍會計制度的創始人”“我黨金融事業的奠基者”。雖然他的名字漸漸被人淡忘，但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中，他是唯一烙有“金融印記”的人士。

1928年，一心想走“讀書救國”之路的高捷成，考入了廈門大學攻讀經濟學，未畢業便只身來到上海中南銀行謀職。工作之余，他找到了上海地下黨組織，白天吃銀行飯，晚上喬裝成人力車夫，在上海大街小巷張貼革命標語，散發革命傳單，卻不幸被捕。彼時的上海灘，時局動蕩，出獄后的高捷成不得不回到漳州老家，在宗叔開辦的百川銀莊里，謀到了一份月薪20塊的出納工作。

相對平靜安逸的生活，顯然不是高捷成所冀求的。其時，漳州龍溪農民在共產黨福建省委的領導下已經開展了武裝斗爭，成立了農會和農民赤衛隊，武裝抗捐抗稅，打擊土豪劣紳。活躍于漳州九湖、南鄉、漳浦一帶的游擊隊隊長王占春，系高捷成的同學，當高捷成去游擊隊駐地探訪時，看到多名游擊隊員身負重傷，因為沒有急需的藥品醫治而痛苦不堪，真是心急如焚。他突然想到銀莊里貯存的銀元，正是革命隊伍眼巴巴盼望的救命“及時雨”，借經管業務之便，從銀莊借用2萬元巨款，幫助游擊隊購買藥品和武器，緩解了隊伍的燃眉之急。

紅軍在漳州駐扎了40余天，人地兩熟、又有“理財頭腦”的高捷成先后協助紅軍籌款100多萬銀元，部分銀元之后被運到了江西瑞金，成為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建立的資本金，對紅軍在整個長征途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保障作用。在老同學王占春的鼓勵下，高捷成決意棄商從戎，悄然告別剛剛分娩的妻子和父母雙親，一路北上抵達中央蘇區。他走后沒幾天，登門催款的銀莊老板踏破了高家門檻，妻子只好帶著出生才3個月的兒子東躲西藏。對于先前借用的錢款，參加革命后的高捷成向銀莊表示，所欠錢款，時刻記掛，當“國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債還利，不短欠分文”。

踏上瑞金這片紅土地，高捷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協助毛澤民草擬經濟計劃，籌劃組建銀行，在經濟金融領域嶄露頭角。“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他隨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八路軍129師挺進太行山，開辟晉冀魯豫敵后抗日根據地。1938年，日軍對太行山根據地進行軍事掃蕩與經濟掠奪，金融市場動蕩不定，貨幣混亂，幣值不一，給革命工作帶來諸多不便，邊區提出“要造出獨立自主的地方性貨幣”。1939年10月，山西省黎城縣小寨村的一間農家四合院，掛出了“冀南銀行”的招牌，經129師政委鄧小平舉薦，高捷成出任行長兼政委。

冀南銀行對外號稱八路軍工作團，為避免暴露目標，高捷成對每個廠址和隱蔽點都實地反復查看，印鈔廠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溝里，機器設備、印鈔紙張油墨也分散在崇山峻嶺的巖洞中。冀南銀行的三個印鈔廠，一旦面臨掃蕩，可做到3小時內安全轉移。冀南銀行的物資和設備，大多通過迂回曲折的關系和渠道，從日偽占領下的石家莊、德州等地采購而來，時常要靠人背馬馱的方式，日夜兼程，躲避敵軍的圍追堵截，冀南銀行也因此獲稱“馬背銀行”。

冀南幣投放市場初期，市面上法幣、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種流通兌換券，林林總總，相當蕪雜，甚至還有偽鈔魚目混珠。高捷成提出，貨幣要進行整頓，全邊區應由冀南幣占領陣地，尤其要打擊偽鈔，肅清土雜鈔，建立冀南幣為本位幣的統一市場。幾經爭斗，冀南幣信譽上升，陣地擴大，幣值增高，終于站穩了本位幣的腳跟，成為解放區流通最廣泛的一種貨幣，供200個縣市四千多萬人口使用。據說連敵偽軍營中的士兵都樂意保存冀南幣，有的甚至還將它作為投降八路軍的“通行證”呢。

1943年5月，敵人又對冀南地區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掃蕩。當時，高捷成正在銀行總部召開會議，獲悉情報后立馬肩負起“馬背銀行”的職責，執行隱藏銀行物資的預案并要求員工迅速轉移。之后他又返回總行部署反掃蕩工作，幾位同志建議立即撤離，但高捷成卻堅持要到附近的分行開展救援工作。一個細雨蒙蒙的下午，一行人趕到河北省內丘縣白鹿角村，由于漢奸告密，敵人奔襲而來包圍了他們借宿的院子。大家全力往山上突圍，到達村外時，高捷成發現警衛員沒有跟上來，冒著子彈在耳邊呼嘯的危險，又返回村莊尋找，不幸被敵人的子彈擊中，長眠不起，年僅34歲。

鄧小平得知“馬背銀行”行長犧牲的消息，立即致電冀南銀行，心情沉痛，一聲長嘆：“捷成同志犧牲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啊！”

“窯洞銀行”：朱理治足智多謀試水金融創新

紅色金融一脈傳。經歷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血雨腥風，紅軍到達陜北瓦窯堡后，被譽為“窯洞銀行”的陜甘寧邊區銀行橫空出世，它繼承了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紅色金融的血統，同時作為抗日戰爭時期最早設立的革命根據地銀行，從1937年10月1日成立，至1947年11月因合并而變身為西北農民銀行，在長達十余年時間里，陜甘寧邊區銀行一直扮演著邊區政府金融中心的角色。

那段時期，陜甘寧邊區金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境地，財政寅吃卯糧，捉襟見肘，邊區銀行唯有依靠發行邊幣來接濟，造成邊幣貶值，物價飛漲，群情大嘩。1940年，毛澤東致信彭德懷，提到“根據地工作最差最無秩序最未上軌道的是財政經濟工作，許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蘇維埃時期的教訓，獨財經工作至今沒有接受過去的教訓，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產之禍”。在毛澤東看來，財經金融工作須加以改善。

危難之際，黨中央于1941年3月任命朱理治為陜甘寧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雖曾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系，但入學不久便投身革命，此后長期從事黨的地方和軍隊工作，因此擔任邊區銀行行長這樣一個重要職務，對于他來說還是極富挑戰性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朱理治甫一就任，頭一把“火”直指“解決緊迫的財政困難，幫助發展生產事業”。朱理治認為解決金融問題的關鍵在于生產，為此他致信毛澤東，建議對公營事業放款“需重新配備，設法調劑，如能發展者促其盡量發展，不能發展者則收回放款轉移生效最大之處”。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窯洞銀行”加大了對農業生產、貿易的放款力度，農業貸款更是從無到有，并以折實方式發放耕牛、農具等貸款，即按市價將貸款折成實物（糧食或棉花）放出，農民收獲后交還等價實物。而且，不同地區還采取不同的折實方式，譬如在志丹、安塞等縣，銀行用镢頭、犁、鏵等實物貸出，用農產品收回；在安塞縣，青黃不接時放出小米，秋收后仍用小米歸還。朱理治的“普惠金融”實踐，創造性與靈活性兼而有之，幫助農民解決了困難，促進了生產，銀行的經營狀況也得到了改觀。

由于流通信譽尚未建立，邊幣也就無法如預想的那樣，統占邊區內部經濟貿易市場。在民間，表面上不允許使用法幣，實際上拿邊幣通常買不到東西。一些商家往往采取“暗號”進行買賣，要買貨先問是大的還是小的（大的代表法幣，小的代表邊幣），若是大的，貨多價低，若是小的，貨無價高。針對如是情形，朱理治想了一個既能集聚民眾存款、又能提升邊幣信譽的兩全之策：開辦有獎儲蓄。

1941年9月，“窯洞銀行”推出第一期有獎儲蓄，發放50萬儲蓄獎券，設立5萬元獎金，相對于50元的本錢來說，獎金相當可觀。這張用延安白麻紙印制的儲蓄獎券，一石激起千層浪！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發布 《告邊區同胞書》，著力宣傳儲蓄意義，朱德、林伯渠等組成勸購團，并聘請延安市長李景林、市商會會長白振邦等知名人士為開獎委員會委員，極大推進了民眾對儲蓄獎券的認購熱情。據當年12月29日《解放日報》報道，50萬元獎券已基本售完。1942年1月1日，適逢元旦放假，延安當眾舉行開獎儀式，隨著土制搖獎機的滾動，眾目睽睽之下，頭獎號碼23083蹦落出來，幸運者為關中地區的一戶農民。隨即，在沸反盈天的敲鑼打鼓聲中，“窯洞銀行”行長朱理治親自把巨獎送到農民家中，引得圍觀者議論紛紛：“人家命好，得了頭彩！”“八路軍的‘票子’不騙人”……有獎儲蓄的面世，不僅克服了邊區通貨膨脹和發展經濟、打破封鎖的矛盾，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提高了民眾對銀行發行邊幣的信任度，體現出邊區政府、人民軍隊與老百姓的魚水之情，收效甚好。

“小諸葛”朱理治在拓展“窯洞銀行”業務的同時，亦注重自身隊伍建設。當時的陜甘寧邊區，雖然是全國革命精英的集散地，但金融方面的專業人才依然極為匱乏。為了廣招人才，朱理治時有創新之舉，不惜采取“貸款收買”的辦法，與陜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等建立“互惠”，由銀行為其提供生產資金，作為交換，銀行從這些學校中抽調知識分子，先后共50余名。經過朱理治的一手操持，陜甘寧邊區銀行工作人員的知識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大學生占到員工人數的40％以上。這段故事，在邊區傳為佳話。

朱理治出任“窯洞銀行”行長盡管只有短短兩年，卻是邊區銀行最活躍的光景。在他的主持下，逐步建立了邊區獨立自主的貨幣體系，完善了新民主主義國家銀行的職能，探索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網絡以及健全的規章制度，實現了諸多“革命根據地金融史上的創舉”。查閱那時的《解放日報》，每月總有四五篇有關陜甘寧邊區銀行的報道，邊區革命金融工作進入了一個鼎盛時期。

文章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黃沂海